胡适的书生意气
“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，却去高谈主义。'主义'只是浪漫的设想、美妙的词汇，它最大的危险就是使人心满意足，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'根本解决'，从此不用费力去研究那些具体问题了。”——胡适
胡适在台湾去世时，曾留下“我挨了四十年的骂，从来不生气，并且欢迎之至”的话语。的确，在胡适的一生中，曾遭遇不少的骂名，从“走狗”，到“反革命”，甚至是“人民的敌人”。
在那个时代，胡适俨然成为了“公敌”，似乎人人都可以随意说上两句。而那个真实的胡适，那个提倡宽容、理性，坚持自由主义与健全个人主义的胡适，仿佛在谩骂中，被人们选择性的遗忘了。而胡适所坚持的思想，即使放在数十年后的今天，也不无道理。
“要说我們自己的话，别说别人的话”
1912年，大清倒台，民国成立。可惜，共和的建立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秩序与和平，剪了辫子的革命新贵，留着辫子的遗老遗少、军阀、买办、土匪、政客，同时呼吸着空气中的血腥，处处是王朝颠覆后的失序与混乱。正在美国求学,一直关心着国内政情的胡适时时感觉到绝望。同时，胡适开始着力于白话文的推进与研究。胡适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一文中说不改变中国文言文那雕琢、华丽的贵族文风，中国就无法启发民智，一切文化变革都无从谈起。他呼吁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。胡适的这篇文章让陈独秀立刻意识到，“白话文”将是打碎旧文化的敲门砖。于是，在《新青年上》，陈独秀刊登了《文学革命论》，他把胡适赞誉为“文学革命的旗手”。虽然被封为文学革命的旗手，但胡适自己很谨慎，特别对“革命”两字。
“送到国内发表时，为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，我觉得我要把这一文题写得温和而谦虚。所以我用这个题目，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；同时，那只是个刍议。”——胡适
胡适的白话文四原则：
一、要有话说，方才说话。
二、有什么话，说什么话；
三、要说我們自己的话，别说别人的话。
四、是什么时代的人，说什么时代的话。
关于胡适推广白话文的过程，有一则小趣闻。1934年秋，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大讲白话文的优点，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提出抗议：“胡先生，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？”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：“没有的。”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：“白话文语言不精练，打电报用字多，花钱多。”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：“不一定吧，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，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，我不愿从政，决定不去，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。复电是用白话文写的，看来也很省字省钱。请同学根据我这一意愿，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，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，还是文言文省。”几分钟过去，在学生中，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是这样写的：“才学疏浅，恐难胜任，不堪从命。”而胡适的白话电文，却只有五个字：“干不了，谢谢。”
1920年，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学校废除文言文教科书，国文教材改为白话文。白话文运动获得了胜利，但关于白话文的争论一直在持续。章士钊曾留学日本、英国，精通外文，但他是文言文的坚决支持者。直到1923年，他还写文章攻击新文化的精英们，特别对胡适极尽嘲讽之能事。一次，章士钊与胡适在酒席间相遇。有好事者建议两人互相题诗相赠。于是章士钊写了一首白话诗给胡适，而胡适巧妙地题了文言诗回赠。
章士钊：你姓胡我姓章，你讲什么新文学，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。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，总算是老章投了降。
胡适：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，龚生此言吾最喜。同是曾开风气人，愿长相亲不相鄙。
争取国家自由不是靠街头运动
民国8年的5月5日，胡适正在陪杜威在上海讲演，与此同时，胡适的学生罗家伦、傅斯年，在前一天领导了北大的学生们上街了，“五四运动”从而爆发。对此，胡适虽抱有同情之理解，但其实并不赞同。事实上，胡适对街头运动始终保持着距离。理性在胡适的价值天平上是非常重的，而胡适不认为目的就是一切，更不赞同目的对了就可以不择手段。相反地，胡适一直提倡以合法合理的手段去达到目的。
“有人告诉你，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。可是，我要告诉你，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，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，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，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。”——胡适
6月3日，全国的罢课终于结束了。在巨大民意的压力下，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，集体退出了和会。“五四”之后，各种思潮涌入中国：马克思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社会达尔文主义、工团主义。青年学生们眼花缭乱，对这些新名词着迷不已，仿佛它们都是“根本解决”中国问题的良药。
胡适随即在《每周评论》上发表了著名文章——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点主义》，他说：“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，却去高谈主义”。“主义”只是浪漫的设想、美妙的词汇，它最大的危险就是使人心满意足，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“根本解决”，从此不用费力去研究那些具体问题了。
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，才有把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的希望。
胡适没有一种灵丹妙药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难题，每个问题必须分而攻坚，分而解决。
李大钊（右一）胡适（右二）与蔡元培（左二）
“我只要求自由说话的权利”
1922年5月17日，胡适在家中正看书，突然电话响了，电话那边问道：“你是胡博士？好极了，你猜我是谁？”胡适很不耐烦，道：“我听不出来。”电话那端传来一阵笑声，然后说：“甭猜了，我是宣统啊！”胡适一下愣住了，他自言自语道：“宣统？皇上？”原来，在辛亥革命后，民国政府与清廷达成了《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》的协议，末代皇帝溥仪仍住在深宫中，在英国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，溥仪对红墙外的世界充满好奇。他知道“新文化运动”，也读过胡适的《尝试集》。一个星期后，胡适在太监的引领下，走进故宫养心殿。“我称他皇上，他称我先生。他的样子很清秀，但单薄的很。室中略有古玩陈设，靠窗摆着许多书，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。”胡适见溥仪的消息传出后，舆论哗然。很多人说胡适仍有封建臣民的情结。面对非议，胡适在《努力周报》上写了一篇《宣统与胡适》。
“一个17岁的少年在宫中很寂寞、很可怜，想找个人谈谈，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，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，还不曾洗刷干净，一件很有人味的事，成了怪诧的新闻了。”——胡适
胡适与溥仪见面风波后两年，1924年，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，驱兵将溥仪赶出了故宫，并废除了《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》。当时，全国一片叫好之声。胡适得到消息，立刻致信政府，表示抗议，“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，条约的关系，堂堂民国，欺人之弱，乘人之丧，以强暴行之，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。”胡适认为，在中国的漫长的历史发展中，契约精神在不断的流失，而中国历史也形成了以“权谋”为特色的厚黑学。胡适的思想，也引起了当时学界许多人的不满。
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，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‘仁义’，不是绅士的行为，但以经过20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，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。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。
周作人：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领袖，新思想的代表，竟然发表这种论调，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我们根本认为，皇帝的名号不取消，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！
胡适：我并不主张王室的存在，也不赞成复辟的活动，我只要求一点自由说话的权利，但十几日来，只见漫骂之声，污蔑之话，之间一片不容忍的狭隘空气而已。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，你们只知道‘皇帝的名号不取消，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’，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，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。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！英国不废王室而不害其为民国，法国容忍王党而不害其为民国！
“自由主义讲的正义肯定不是实质正义，是程序正义、实质正义，你说你的是实质正义，我说我的。那好，我们可以把它束之高阁，暂时不管它。我们看我们做事的方式符不符合那种程序。那么胡适留学的是美国，那美国是自由主义国家，自由主义的权力是靠宪政来保证的，而宪政强调的就是程序，因此宪政不讲实质正义，它不知道，它只讲这个程序正义，也就是在程序正义这一点上，胡适不能接受。”——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文艺学教授 邵建
1925年11月29日下午5点，位于北京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被游行群众捣毁并付之一炬。原因是《晨报》围绕“苏俄是我们的朋友吗”展开大讨论。胡适随后在信中向陈独秀征求意见，陈独秀反问他“你认为《晨报》不该烧吗”。陈独秀认为是“活该”。陈独秀的“活该”两字大大刺激了胡适，他给陈回信说：你我这个尽管政治上有一部分分歧，但是我们之所以还能维持友谊，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思想这个底子里面还有一些容忍的这个精神在。胡适列举了民国八年，陈独秀被捕后，一帮反对白话文的老人们出来营救陈的事。
胡适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，我当时觉得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‘人的社会’，还有一点人味。最不容忍的，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。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，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，真是开了不少眼界，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，这并不奇怪，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，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“该”，这使我深感诧异，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，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、更残酷的社会。
有人做了这样的比喻，说胡适是水，鲁迅是酒。胡适就像是一杯清水一样，生命永远都离不开。而鲁迅就像是醇香的老酒一样，但是喝多了会醉的。鲁迅可以为人们提供精神家园，提供审美的价值。而胡适，却可以提供最基本的常识、理性，提供普世价值。这就是他们的不同。胡适就是一个公民，一个典型的一个知识公民。他的为人处事，他的所作所为，就是一个公民的样板。所以，胡适是一个很清楚的人，他的文章很浅显，都是大白话。但是在浅显的背后，都是蕴含着常识理性，他把一套全人类共同可以接受的一套常识，身体力行地带给了全中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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